【版畫 543】#19 抵抗遺忘的物質痕跡：李迪權的木刻與歷史書寫
從街頭路障到史詩寓言，論版畫作為一種對抗數位失憶的保存機制。
六月對香港而言，是一個充滿歷史重量的月份。二〇一九年六月，反送中運動全面爆發；二〇二一年六月，《蘋果日報》在政治壓力下被迫停刊，大量新聞資料與社會記憶迅速從公共空間消失。當數位資訊能夠在短時間內被刪除、封鎖或遺忘時，如何保存歷史記憶，成為當代藝術無法迴避的課題。
今天要介紹的，是一位把歷史一刀一刀刻進木頭裡的藝術家。
近年來，他透過木刻版畫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、社會運動中的個體身影，以及那些逐漸消失的集體記憶。在他的作品裡，版畫不只是藝術創作，更是一種抵抗遺忘的方法。
二〇一九年十月，李迪權親赴香港，參與反送中運動現場。真正觸動他的，不只是新聞影像中的衝突畫面，而是街頭隨處可見、由抗爭者就地取材搭建的木板路障。這些原本用來阻擋車輛與保護遊行隊伍的木板，在他的眼中不只是障礙物，更是承載歷史痕跡的物件。於是，他開始收集部分廢棄木板，將其轉化為版畫創作的底板。
這個動作讓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系列從一開始就具備特殊的物質性。木板本身曾經存在於抗爭現場，帶有刮痕、撞擊與使用痕跡。它不只是圖像的載體，而是歷史事件的一部分。當藝術家再次以雕刻刀刻入木板時，實際上是在既有的歷史傷痕之上進行第二次刻鑿。
這種創作方式，也讓人聯想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魯迅所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。當年的木刻版畫因製作迅速、成本低廉而成為社會批判的重要工具，被廣泛運用於反戰與反壓迫宣傳。然而李迪權的創作並非單純延續這段歷史，而是進行了一次反轉。他借用了中國左翼木刻的視覺語言，卻將其用來記錄今日香港所面臨的政治壓迫，使曾經作為革命宣傳的媒介，轉變為見證極權的工具。
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系列大多採用黑白木刻形式。藝術家捨棄色彩，只保留最直接的光影對比與刀痕線條。這種極度簡化的視覺語言，使畫面保有強烈的情感張力。其中代表作《煙霧中》，描繪一名戴著防毒面具的青年穿行於催淚煙霧之間。人物輪廓在黑白交錯的空間中若隱若現，既像一位具體的抗爭者，也像所有身處歷史洪流中的普通人。該作品於2020年獲得第十九屆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銅牌獎。
然而，真正讓這批作品產生特殊意義的，並不只是其藝術成就，而是在香港局勢變化後所承擔的記憶功能。
隨著《香港國安法》實施，多個原定展出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的香港與海外單位被迫取消展覽。與此同時，《蘋果日報》停刊，大量網路資料與新聞影像迅速消失。許多曾經存在於社群媒體上的抗爭紀錄，只剩下失效連結與無法開啟的頁面。
李迪權逐漸意識到，數位媒介雖然具有驚人的傳播速度，卻同樣具有脆弱性。一旦平台消失、帳號遭刪除或資訊被封鎖，記憶便可能在瞬間瓦解。因此，他開始將版畫視為抵抗失憶的實體證物，而不只是圖像傳播工具。
為了保存這批作品，他在台灣發起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版畫畫冊出版計畫，透過群眾募資方式完成印製。畫冊依照反送中運動發展時間排序，收錄百餘件木刻作品，並盡可能保留原作的紙張質感與雕刻痕跡。對李迪權而言，紙張與油墨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對數位消失的一種回應。當網頁可能失效、資料可能遭刪除時，實體出版物依然能夠被保存、閱讀與傳遞。
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曾於台北、香港、巴黎、吉隆坡、柏林、曼徹斯特展出。2021年，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出。展場所在的位置，讓這批作品與台灣的歷史記憶產生了一場深刻的對話。二二八紀念館承載著台灣威權統治與轉型正義的集體記憶，而香港則正在經歷另一場關於自由與記憶的危機。展場中，一面牆掛滿空白畫紙，另一面則展示刻痕深刻的版畫作品，同時並置香港與日本展覽取消的相關文件。空白不再只是空白，而成為缺席、審查與被消失的象徵。
在完成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之後，李迪權的創作逐漸從事件紀錄轉向更普遍的人性與精神探問。
2024年，發表大型木刻作品《聖徒》。
《聖徒》以十字為構圖，不再直接描繪特定事件，而是將焦點轉向那些為理想付出代價的人。作品中的人物有人高舉燭光，有人吹奏樂器，也有人在濃霧之中逆風前行。他們並非宗教意義上的聖人，而是那些在現實世界中願意承擔風險、堅持信念的普通人。
畫面大量保留粗獷的木刻刀痕與帆布肌理，使人物彷彿從材料本身生長而出。與《少年、煙霧與傘》的紀實性相比，《聖徒》更接近一種精神性的寓言。藝術家關心的已不只是某場運動，而是所有在歷史中默默承受代價的人。
從香港街頭的木板路障，到大型木刻作品中的無名群像，李迪權的創作始終圍繞著同一個問題：當歷史可能被刪除、被改寫、被遺忘時，藝術能留下什麼？他的答案並不複雜。他選擇以最緩慢、最耗費勞力的方式，在木板上反覆刻鑿。那些刀痕既是圖像，也是時間留下的痕跡。當數位記憶不斷更新與消失，這些被刻進木頭與紙張中的痕跡，或許正是對抗遺忘最頑強的存在。